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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检察院

合力惩治“村霸”,共建法治农村

时间:2017-05-16 来源: 访问量:

    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安。县、乡级行政建制从来就是行使国家管理职能和体现国家领导能力的前沿阵地与关键环节,而处于国家权力末梢的农村,是我党最深厚的政治基础。“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频发,不仅侵蚀基层政权,虚化削弱了党的领导,更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心、信任和信赖。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的心声、心愿、心念就是民心,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级级向基层延伸,让广大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增加获得感,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严惩“村霸”、宗族恶势力,严厉查处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恶形恶状。

    2017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一、“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概念界定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并非正式的法律术语,“村霸”是对农村或特定行政区域内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恃强凌弱、危害农村社会治理秩序、严重破坏农村社会稳定、危害农村基层组织政权建设的村痞恶霸的通俗用语。宗族势力是中国农村以家族为单位的一种非正式组织,曾经在行使农村公共事务管理、组织乡民互帮互助以及营造传承良好家风等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宗族恶势力”则是以家族为纽带的“村霸”的集合。嫌疑人属于“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范畴,要根据实际侦办过程中其行为表现特征来判定。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的观点,司法实践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归属于“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范畴:一是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严重干扰破坏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二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打架斗殴、聚众闹事,危害农民群众利益,群众不敢惹、乡村干部不敢管的;三是恃强凌弱、强拿硬要、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或坐地纳贡、结伙哄抢的;四是有组织、有纪律、有固定成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和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秩序,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五是对乡村干部不满,寻衅滋事、无理取闹,或者依仗其家族、亲属势力或利用其物质财富操纵农村基层组织选举的;六是诬告陷害,利用热点难点、矛盾纠纷煽动群众,操纵闹事,破坏农村安定团结的;七是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残害无辜的,等等。笔者认为,煽动组织村民聚众上访、煽动组织村民聚众阻碍交通、公然蔑视国家法律法规、阻挠或妨碍公职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等行为也属此列。枚举无法穷尽“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表现形式,但在打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应把握其危害农村社会治理秩序、严重破坏农村社会稳定、危害农村基层组织政权建设的行为特征,可依具体案情把握其概念周延。

二、“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横行及治理困难的原因

   (一)城乡有差距,教育低,游民多。由于城镇对农村的“吸泵效应”,经济建设资源和教育、医疗资源多向城镇集中,青年多离乡求学、就业,壮年为了生计常年如候鸟般栖息在城镇,农村地区犹如被吸走精华的干涸之池,部分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教育医疗水平低劣。这就造成乡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增多,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法治观念极其淡薄,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缺乏对抗能力;而留守乡村的适龄青年、闲杂人员无书可读、无业可就,游离在待业游民和村霸地痞的边沿,容易转变成“村霸”或其爪牙,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成型与壮大提供了储备。而宗族恶势力的成型与壮大容易发展成为犯罪集团,衍变为黑恶势力。部分宗族恶势力横行乡里,操纵架空基层政权,左右乡村事务的正常运行,“族权大于地方政权、家法大于国法”,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稳定,已到不能不管的地步。

    (二)“村霸”变“法棍”,不能管,不敢惹。第一,我国尚属于社会转型期,广大农村还处于由“乡土社会”(费孝通语)向现代社会的激速变迁,矛盾复杂交织,老百姓的维权意识增强了,但依法维权的意识、合法维权的能力还远不够,对危害权益的行为更推崇私力救济、街头正义。而法治宣传的影响力延伸至农村也已式微,原有的乡村秩序正被某种灰色化的强权甚至是蛮力取代,客观上造成“不能管”的局面。第二,“村霸”欺行霸市、手段厚黑或残忍,宗族恶势力实力雄厚、难加抗衡,老百姓又素有忍气吞声、柔顺仁善、克己让人的禀赋,村民个体普遍缺乏为权利而斗争的资本和底气。当“村霸”和村民发生利益权属纠纷,或者当村民使用暴力奋起反击时,村痞恶霸往往显示出比普通村民更高的“法律素养”,成为恶人先告状的“法棍”,普通村民因缺乏依法维权、证据保全意识,往往在诉讼中吃亏,法治资源沦为“村霸”的“帮凶”。种种情由造成部分农村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已到村民“不敢惹”的境地。

    (三)村官变“村霸”,民不举,官不究。第一,村级组织“三合一”(村委会、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体制构架,释放经济活力和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也衍生出村级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特别是当村务公开、财政公开、村账乡管、村民自治等配套改革措施流于表面或未及时跟上的情况下,村民对沦为“村霸”的村官监督乏力、制约无力,监督权、选举权和罢免权沦为空谈。第二,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的不健全和不透明性,造成基层组织弱化,村调解委员会、村民自治小组形同虚设;此外,部分“两委”班子成员为当选“两委”或为攫取村集体财产利益而拉拢“村霸”或宗族势力,相互利用,沦为“村霸”或“村霸”的“保护伞”。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茭排村原村支部书记宁某在协助镇政府进行征地过程中,为“村霸”充当“保护伞”,默许甚至指使“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对征地条款持异议的村民进行打压,不仅损害了村民的利益,破坏了村里的团结稳定,而且严重影响党和地方政府的形象,导致村民对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信任不足,危害了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在农村的具体实施。第三,基层管理体制的搭建是长久形成的难题,在纪检监察部门管违纪、检察部门管违法、公安部门管刑事、组织部门管党建、民政部门管选举、农经部门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的大格局前提下,村官的监督和管理尤为艰难。另一方面,村官非党员者,纪委难管;村官非党政干部者,监察难查;村官未“从事公务”时,检察难究。兼之各部门业务繁忙、事多人少,又缺乏多元化渠道了解村干部转为“村霸”或“保护伞”的相关违法违纪行径,故对此类问题通常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农村容易成为法外之地。

三、“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为祸乡村的典型特征

    “村霸”恃强欺弱和宗族恶势力以众凌寡,在危害村民利益、破坏地方稳定、侵蚀政府威信、污化党的形象的同时,有其乱政、抗法、霸财、行凶的典型行为方式和特征。

    第一,乱政:扰乱法治、拉票贿选、破坏民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霸”和倚靠同族势力横行乡里的宗族恶势力,往往凭借其雄厚资本和广泛势力,操纵选举,拉票贿选,破坏基层民主建设,危害基层政权威信。“村霸”或宗族恶势力成员当选后,又往往凭借手中权力,染指村集体工程建设、土地流转和补偿等领域,导致矛盾多发,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抗法:诬告陷害、煽动群众、操纵滋事。部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成员因为利益纠纷、私欲泄愤或别有他图,或藐视法律无视公权,或恶言辱法暴力抗法,或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判,或恶意对抗政府、煽动群众滋事,危害基层政府治理、治安管理、基层选举、政策实施、资金使用的正常运行,破坏地方法治环境和政治生态,严重损害了基层政权和国家强制力的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

第三,霸财:强拿硬要、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苍蝇”泛滥,其害如“虎”。仙桃市通海口镇某村青年武某因其弟欠该村青年曾某的债务而找邓某帮忙,邓某威胁曾某免除债务,曾某拒绝。邓某遂邀杨某、吴某、赵某、陈某、徐某等人,由邓某携带手枪,赵某、吴某、陈某、徐某等人穿迷彩服、戴头套、携带砍刀搜寻曾某,之后发现曾某驾驶奥迪轿车经过,遂驾车冲撞曾某的车,曾某下车逃跑,邓某、赵某、吴某、陈某、徐某等人持刀、枪追打曾某,将曾某打伤后扬长而去。仙桃市长埫口镇杂坝村张某与叶某、严某等人,以村民鄢某拖运树木的车辆会碾坏本村道路为由,向鄢某索要现金1000元3香烟一条。鄢某拒绝,并报警。公安民警闻讯赶来对张某一伙进行了制止。民警离开后,张某、叶某等人又以鄢某报警为由,向鄢某索要现金2000元、香烟二条。鄢某被迫答应。后张某到仙桃市干河办事处好义街附近某棋牌室,以在该棋牌室输钱多次为由,对棋牌室苏某进行辱骂并索要赔偿。苏某丈夫王某进行制止,张某将王某打伤后离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其“保护伞”敲诈勒索、强拿硬要、霸占资源、侵占村产、欺行霸市、鱼肉乡里,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滥伐林木,种种恶行,如饿虎般啃食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致富希望。当真是“庆父不除,鲁难未已”。

第四,行凶:体罚虐待,故意伤害,残害乡邻。“村霸”猛如虎,需用铁腕除。仙桃市陈场镇黄湾村左某因怀疑同村村民李某损坏了自家树苗,遂持铁锹将李某及其妻子打伤。李某的兄弟得知后,到该村村委会找村干部要求调解。左某得知,遂邀约熊某、李某等人持砍刀驾车赶到该村卫生室,将李某兄弟等人打伤。2017年1月,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纱帽村汪某不满本村对征地的补偿款分配方案,遂约汪某带上其宗族势力成员汪甲、汪乙到纱帽村支部“讲狠”,逼迫村委会多分配征地补偿款给自己。四人到村支部后,威胁村支部书记郑某和村民代表夏某等人,殴打持异见的村民代表柳某,殴打村民郑某并将其面包车的轮胎扎破,汪某更持刀将村民文甲、文乙砍伤。后汪某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罪由本市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四、合力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还原风清气正的基层生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指出:“检察机关要主动加强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公安、民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惩治、教育、预防、监督、服务等多元检察职能,多措并举,综合施治,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农村和谐稳定的违法犯罪,坚决铲除‘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毒瘤’”。

    根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生存空间,既要加强外部力量的介入、整治和惩处,又要从农村本身着手,形成外部力量和内部组织的多方协作、内外用力,达成共治,标本皆善。

    一是强化打击,合力惩治。要加强检察、纪检监察、公安、社会各界人士的协作配合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片,绝不手软。第一,检察机关对于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犯罪案件,要快捕快诉,依法从严从重打击;配合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和换届选举机构共同维护好“两委”换届工作秩序,查办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侵权犯罪;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对农村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和普法宣传,及时曝光查办的典型案例,向群众展示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成效,提升群众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的能力;第二,纪检监察对农村基层人员充当“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或其“保护伞”的具体违纪行为进行查处;以案说纪,展开教育;第三,公安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暴力伤人、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打击;第四,组织部门建立违法违纪案件档案管理制度,在任用干部时对违法违纪人员酌情考虑延后提拔使用;第五,社会各界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应予以舆论谴责,并对农村基层人员在涉农惠民补贴申领和发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救灾扶贫优抚、生态环境保护等过程中,利用职权恃强凌弱、吃拿卡要、侵吞挪用国家专项资金的职务犯罪线索,采取贿赂或暴力、威胁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举,以及放纵、包庇“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线索,可移交或上报到检察、纪检监察、公安等部门。

    二是加强建设,规范运行。第一,村民自治,不是任由农村野蛮生长,地方市镇政府应把社会治理的重担牢扛肩上,将社会治理、权力监督向农村延伸。市镇政府可全面清查并统管村组集体财产,规范农村财务代管制度,加强对重点村组的监管;保持对百姓的政策宣讲力度和长期性,让“精准扶贫”等支农惠农政策在农户家庭真正落地生根;完善评价机制,确保干部质优,选好带头人;第二,基层组织应建立法制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动机制,请检察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以案释法,教育干部群众知法、守法、护法、用法,做到警钟长鸣;应健全农村财务管理、村民自治制度,减少“两委”成员职务犯罪的隐患;健全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组织,壮大农村社会治安力量;涤清村风,选立乡贤,激浊扬清。

    多方协作、内外用力,对于“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对于那些与“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沆瀣一气的公职人员,对那些已经混入农村基层政权或群众自治组织的“村霸”、恶势力人员,予以坚决清除并依法打击处理,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这不仅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需要,更是顺应百姓的热望和渴求。

                               作者:彭勇刚、张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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